商县县学。
县学是教喻魏和的家，他吃住在这里，奉献在这里。
作为教喻，魏和按照陈安定下来的原则把县学详细的规划为三堂：六年义务教育堂、经书堂、工匠堂。
申刚管理义务教育堂、孙琦负责工匠堂而他自己兼管经书堂。
作为教喻，魏和还要经常授课，他这是面向读过书的人的。起初的时候，来的人不多，因为商县原本的读书人就少，后来就有了周边的读书人过来。
魏和的课，主要讲“知行合一”，他已经把“知行合一”形成了一套理论，而且他讲的还往往很通俗，甚至还会举出他在当铜矿矿工是的遭遇作为例子。
善于言辞，从同理之心开始，到大道至简、再到知与行。
授课之时，魏和就会进入浑然忘我的状态，他不会先六年义务教育课堂那样去管理学子。他的课是讲给愿意来听的人。
读书人和孩童是不一样的，他们都度过写经书典籍，其中有的人还很有造诣。因此，对于魏和的授课，有的赞赏，有的人自然就会不那么认同。这些人还会经常去和魏和辩论。
可偏偏魏和特别能说，别看魏和在陈安面前往往吃亏，可他在一般的读书人面前可就不同了。
他的理论是新的，新东西有个好处，就是你先在原有的经书中找出错误的话很难，原有的经书里面没有啊！！！
这就让不少和魏和辩论的读书人很吃亏，套路不同。这斗起嘴来就很尴尬。
而魏和还有个大杀器，他是商县的教喻了，商县县学只要考试都是他出题，六年义务教育的题目还罢了，关键的是经书堂的考题啊，魏和宗师把“知行合一”的理论作为考题之一。
这就让人更尴尬了。
你只要是经书堂的学子，那就要面对这样的考题。而且这个考题还没有固定答案，很难在原本的经书中想引经据典。
魏和就曾经出过这样一个题目“论采矿的知与行”，你说这个题目怎么在经书里面寻找答案。问题是你不参加这样的考核就会给撵出县学，而县学可是有好处的。
商县县衙出新规定了，以后县衙的官吏必须是县学出来的。这就是陈安的一个特权了。规范的说，这是商县的特权，因为商县是大唐的“特区”。
不但如此，如果你先到商会，同样需要在县学考核通过才可以。
有的读书人觉得自己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求学，他们去参加朝廷的科举，这样离开商县不就好了啊。
所以，还真的有人选择离开商县的县学，他们要去长安城准备参加科考。他们觉得自己在县学说不过魏和，又有些不认可魏和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因此他们选择离开。
陈安知道有读书人离开后没有去怪罪魏和，什么东西都会有人反对的。
但是对于科考，陈安是很重视的，商县开始有名气了，周边的人都知道商县富裕，现在陈安就要让更多的人还知道商县不只是有钱，还有人才。
一旦在科考中有了县学的学子考取进士，那县学的声望就会更高。为此，陈安又了新的想法。
他要组织县学的教授和学子集训，参加今年的科考。
大唐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，常科年年都有，而由圣人下旨另行开的制科则不同。常科共有六科：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明法、明书和明算。
其中秀才科是最难的，要靠策问，就是圣人提出问题，考生给出答案。因而年年能通过秀才科的不过几个人而已。
明经科就是要求考生通晓经书，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和春秋。此外如果圣人喜欢的话，还会额外增加一些别的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。
进士科就更难了，所谓“三十老明经、五十少进士”。所考核的就是一项“时务策”，就是考生根据圣人所给出的五道题，或者从官吏治理、或者教化、又或者生产等方面答题。
而陈安则选择了要在这三个最重要的科目在加上明算科目。
明算，这个太有把握了，西张村的村学，商县的县学早都开设了算数课程，张狗子的算学基础就不错了，在集训下肯定没有问题。
至于进士科，秀才科，明经科一样有些把握。
大唐没有八股文。出题比较随意，不完全是经书背的好就能考取功名。
而且大唐的科举还可以举荐，文采飞扬的文士得到贵人们的举荐，那考取功名就容易的多。
这个操作空间就大了。陈安身边的贵人们太多了。随便找几位国公那很容易。
当然了，像尉迟敬德这样的国公就算了，还是房玄龄，唐俭这样的适合。
陈安要先让魏和的文采出众，他找到了几首李白的诗。魏和肯定是不会抄的。但陈安有办法啊。
陈安把李白的诗给改写了。是那种改写成水平很菜的诗词。
然后，陈安拿去让魏和点评，修改。他为了成全魏和可真是费劲了。
至于孙琦，那就简单了，这是自己人。陈安又找了一首王维的诗给了孙琦。
魏和不知道陈安给他的诗是谁写的，他就真的以为是陈安所做。
魏和用了好几天去修改。
在魏和把陈安给他的诗词修改后，陈安在望山居组织了文会。
孙琦，魏和修改过的诗词一下子击中了读书人。
魏和修改的是“床前明月光”，孙琦修改的是“红豆生南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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